回到中醫的脈絡來看,氣的解釋占據了當時中醫熱病學的病因論述。為何強調“氣”在近代醫療史的位置呢?除了它背后所指陳的豐富文化與身體意涵外,氣也與近代一種“個人”式的衛生高度相關。正因為它不需要精密的科學儀器和...[繼續閱讀]

    雖然細菌論逐漸站穩知識上的權威地位,但是中醫仍不斷挑戰細菌論,認為細菌并不一定導致熱病的發生。如何廉臣說:“飽腹受寒,必起霍亂?！蓖癸@個人生活不當而導致罹病,而非細菌之影響。[1]清末陳虬就指出防疫的“內功”,他說...[繼續閱讀]

    民國時期的衛生觀,就算是從細菌論的視角來談,也必須注意細菌學進入中國后的兩個“異化”趨勢:第一,“個人”防病與衛生的重要性總是被放在重要的位置,甚至壓過“公共”的視角;第二,雖然細菌學的權威被建立了,但在一般日常生...[繼續閱讀]

    民國初年,中西醫論戰方興未艾,兩方都在找尋讓民眾更加信任其體系的方法。中醫努力地“科學化”,西醫則面臨將復雜的科學理論概念“生活化”,能讓一般民眾理解,使西醫更為普及。程瀚章在《西醫應當怎樣對待病家》中呼吁,西...[繼續閱讀]

    19世紀以來,西方醫學開始轉型,李尚仁和雷祥麟相繼指出:病患的個人角色改變了,開始對自己的病情完全無能為力,只能消極等待和忍耐。[1]本章與下一章,可以作為對照和補充:當新西醫進入中國后,中國傳統的病人仍保有一種自主的解...[繼續閱讀]

    如果把近代中醫史的時間范圍拉長,倒看歷史找思路,我們可以發現中國在20世紀50年代后強調中西醫結合防治傳染病,并搜集單方、驗方,在防治疾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但仔細看看這些所謂的成就,就可以發現“防治”兩字應該...[繼續閱讀]

    晚清官民對西醫的防疫制度,屢有關注。1902年,身為中醫的維新派知識分子陳虬(1851—1904)就已指出:西醫的防疫法已趨于完善,而且西人“平時飲居均已盡合衛生之道”,但中國卻事事不上醫療軌道,若突然施行防疫,“實非獨無益,且于平...[繼續閱讀]

    回顧了民國中醫在抗疫問題上的反思與困境后,舉例說明當時中醫界“防疫”的集體研究。1917年8月到1918年初,山西爆發了嚴重的肺鼠疫,1918年春到1919年,又爆發流感疫情[1],但似乎山西省的處理狀況都還算得宜。[2]盡管當時閻錫山所領...[繼續閱讀]

    面對西醫精良、進步的防疫方法,中醫界如何應對?晚清陳虬已指出華人簡易的防疫法:“溝衢宜打掃清潔,衣服宜漿洗干凈,水泉宜早汲,用沙瀝過,魚蔬忌久頓,用冰更佳,房屋大者宜多開窗牖,小者須急放氣孔。而尤要者,則廁桶積穢之處...[繼續閱讀]

    近代中醫吸收了不少西醫的防疫知識,在歷次疫情中,中醫已采用這些知識,一如前述。但在中醫的論述中,有沒有屬于中醫式的清潔衛生法?1932年,針對澳門傳至廣州的腦膜炎疫情,劉琴仙認為,中西醫其實都有很好的消毒法,食、衣、住、...[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