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國中心視角看,隨著三藩和臺灣鄭氏集團的失敗,清朝的征服表面上結束于1680年代初。然而,從更廣義上講,征服的過程仍在繼續,這一王朝政權在下一個百年間長期保持戰爭狀態,一直到1780年代。整個十八世紀,對于蒙古草原和西藏...[繼續閱讀]

    十八世紀中國最具意義的發展變化之一是,商人積累了大量財富,而后他們尋求有品位的士人文化圈對于他們的社會承認。兩種趨勢都在位于揚州的徽州鹽商身上得以體現,他們的上升既反映也影響著清朝家產制統治的運作。[1]因為食...[繼續閱讀]

    研究十八世紀的現代學者急匆匆地否定了乾隆皇帝在南巡期間反對表面文章和鋪張、提倡節儉的連篇累牘上諭,認為這只是動聽的口頭文章。[1]許多人指責乾隆皇帝本人在南巡期間鼓勵鋪張。然而,這樣的鋪張場面也可能不是皇帝本人...[繼續閱讀]

    社會和文學史家都認為,漢人精英成員職業日益多樣化,對于自己地位的焦慮明顯增強,這是十八世紀中國的顯著特點。[1]商人財富的大量聚積以及日益增大的人口壓力,使得長江下游地區的社會和文化圖景日益具有流動性和競爭性。被...[繼續閱讀]

    乾隆朝廷尋求的,是既鼓勵又控制商業精英的地位上升,乾隆南巡是這一精細博弈的一部分。將鹽商培植為家產制統治在中國十八世紀繁榮的經濟商業部門的代理人,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朝廷利益。當商業財富的誘惑和追求腐蝕了依...[繼續閱讀]

    中國歷史悠久的科舉制度是形成精英的典范機制,通過此,清廷和地方漢族知名人士互相迎合對方的利益。然而,到了十八世紀,參加科考的人數遠遠超過了能夠賜予的功名額數,甚至科考中式也不能保證在官僚體系中謀得一席之地,身擁...[繼續閱讀]

    這一提升聲望的原則,也塑造了這一移動朝廷與那些從未進過杭州或江寧考棚進而擁有聲望的人之間的互動。1751年3月12日,首次南巡到達揚州之日,乾隆皇帝賞賜了二十個人(可能是兩淮富裕鹽商的族親),他們此前已向圣駕進呈了詩作。...[繼續閱讀]

    任何對于南巡中乾隆皇帝努力影響并贏得當地精英的探討,若離開了考察著名詩人、文學評論家沈德潛(1673—1769),那都將是不完整的。[1]乾隆朝廷與沈德潛之間復雜的互動關系,揭示了南巡如何推崇詩歌以及朝廷如何將某些學術品味為...[繼續閱讀]

    最早體現沈德潛日隆的文化影響的,是他在1751年出任蘇州紫陽書院山長一職。[1]這座書院靠近蘇州府學,由時任江蘇巡撫張伯行(1652—1725)在1713年建成。在張伯行的贊助下,它起初是為了傳播“正統”的程朱對于經典的注解(書院的名字...[繼續閱讀]

    前文已經說過,視朝廷和學者間的互動完全通暢或不存在什么問題,這是不準確的,也是極其錯誤的。1757年發生的浙江人章知鄴一案,十足地提醒朝廷和士人間內在的可能沖突,尤其是在1750年代這樣的戰爭時期。章知鄴是泰州府臨?？h儒...[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