巡幸歷史悠久且復雜,因而在意識形態上表現出多重意義。有修養的文職精英最初支持經典所記述的巡幸活動,將它置于顯著的地位。在經典的記述中,巡幸是有德統治的規定性標志可以上溯至理想化的上古圣君的黃金時代。然而,在帝...[繼續閱讀]

    最開始,康熙皇帝將巡幸作為講武手段。1668年10月,他將巡幸計劃通知吏部和兵部,將在冬季農閑季節視察北部邊防并進行軍事演練。他許諾很快返回京城,但這并不能令官員們安心,“今歲災變甚多,不宜出邊,以致兵民困苦”,這是眾多反...[繼續閱讀]

    1684年10月20日,禮部鄭重宣布東巡。[1]起居注官使用了更古老的用語,稱之為“東巡狩”,[2] 這一術語暗指《尚書》和《孟子》——巡幸的經典出處(見第一章)。這些經典描述了,圣君舜最為典型的在四個基本方向上的盛大出巡,始于祭獻...[繼續閱讀]

    1750年夏至,乾隆皇帝發現自己處于守勢。上年秋天,他公布了首次南巡計劃,但現在他極力為自己即位以來的作為辯護:十五年來,無時不以敬天法祖為心,無時不以勤政愛民為念,無時不思得賢才以共圖政理,此可無慚衾影者。[1] “敬天”...[繼續閱讀]

    令乾隆皇帝沮喪的是,他發現在新疆取得勝利的前夜仍需為巡幸辯解。[1]1758年12月30日,左副都御史、上書房師傅孫灝[2]反對第二年乾隆皇帝為視察邊防和接見進貢使團而出巡索約爾濟的計劃。[3]最初乾隆以為孫灝“無知,罔識事體”...[繼續閱讀]

    1768年初,京官上呈乾隆皇帝《御批通鑒輯覽》的最后定本。[1]乾隆皇帝是在1759年指派這一任務的,[2]如書名所示,乾隆皇帝在文旁加上了他的朱筆評論。[3]特別令人感興趣的是,乾隆皇帝對于元朝最后一位統治中國內地的大汗順帝(妥懽...[繼續閱讀]

    南巡是由康熙皇帝1680年代開創、乾隆皇帝在1740年代重新開始的更廣泛地恢復巡幸的一部分。在1680和1740年代來自清廷的辯護話語中,各種巡幸,包括季節性狩獵,甚至康熙朝的軍事戰爭,被用于呈現一套相當抽象的美德,包括了法祖、無...[繼續閱讀]

    乾隆皇帝的南巡曠日持久,平均115天——比乃祖每次南巡(87天)多出近一個月。在南巡的年份,乾隆朝廷有三分之一時間是在路途之上(表3.1)。乾隆第二次(1757)、第三次(1762)以及第四次(1765)南巡的隨行隊伍規模較小,由3 000—3 500人組成...[繼續閱讀]

    白彬菊的軍機處研究指出:“制定禮儀、考慮地形以及安排運輸足夠的物資以保證出巡路途上政府的運轉,這種種復雜工作很像戰爭所帶來的挑戰?！盵1]軍機處處理所有與皇帝的通信,并協調乾隆南巡在內的許多巡幸,總責其成。鑒于軍...[繼續閱讀]

    皇帝的營帳顯然是又一個清廷聲稱具有內亞軍事機動性和威力遺產的象征。在1751年乾隆南巡中,基本上是輪流使用兩套宿營設施。它們由數以百計的巨幅布料組成,用以搭建大城、蒙古包(滿文Monggoi boo,漢文又稱穹廬)和各種其他的帳篷...[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