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聯邦制度的改革澳大利亞聯邦的成立標志著澳大利亞社會從英屬殖民地轉型為獨立自主的主權國家。由于這一轉型并不是在革命的暴風驟雨中完成的,而是在風調雨順的憲政改革中進行的,因此,澳大利亞社會未曾發生好似“換了...[繼續閱讀]

    如果說20世紀以來澳大利亞的政治制度建設是通過對英美等國現行制度的移植與揚棄來進行和完成的話,那么,諸多事關國計民生的社會制度的確立則是在承襲以往殖民地時代的相關政策的基礎上展開的,進而進行改革與完善,使之適應...[繼續閱讀]

    (一) 經濟的多元發展與政府的全力保護在“淘金熱”后出現的民族經濟全方位發展的基礎上,工業化發展趨勢不僅使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這段時間成為澳大利亞經濟加速發展的時期,而且使澳大利亞經濟和產業結構發生了深刻...[繼續閱讀]

    從19世紀中期起,澳大利亞各殖民地責任政府就因白人民眾的要求,相繼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限制乃至禁止非歐洲移民進入,三令五申地驅逐有色人種。作為“白澳”意識的產物,“白澳政策”因“排華運動”而顯露端倪,并很快成為各殖...[繼續閱讀]

    從性質上看,澳大利亞聯邦的建立是澳大利亞民族擺脫英國殖民統治的社會變革,標志著社會形態由殖民地轉型為民族國家,具有社會屬性發生實質性變化的意義;而從變革進程上看,這則是一個澳大利亞人爭取自主和自治的社會改革運動...[繼續閱讀]

    在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澳大利亞社會所固有的內向性依然如故。雖然澳大利亞朝野對澳大利亞的國防和外交缺乏獨立自主的狀況多有抨擊,“戰爭不可避免”的言論也日益增多。比如,休斯在悉尼市政廳發表演說時警告:“如果我們不加...[繼續閱讀]

    第二次世界大戰極大地刺激了澳大利亞經濟,促使澳大利亞工業化在前期發展的基礎上完成了一次大飛躍,并導致了其經濟結構的不可逆轉性變化。由此構成的戰時經濟不僅使澳大利亞的社會生產能力大幅度提高,而且使澳大利亞經濟...[繼續閱讀]

    長期以來,尤其是進入20世紀以后,澳大利亞因種族主義而備受國際社會的指責,但它不為所動。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戰對澳大利亞人的種族主義意識和行為產生了巨大的沖擊性影響,“白澳政策”因此遭遇到質疑。法西斯的暴行極大地刺...[繼續閱讀]

    (一) 與美英的同盟關系通常意義上,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與國防政策是事關國家利益與安全,并互為支持的國家政策,但澳大利亞的情況卻不相同。它的軍事力量不僅一直相對薄弱,而且人們也無意著力加強國防力量的建設。在從殖民地...[繼續閱讀]

    論及事關社會制度變革的“社會運動”,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政治家或政客的鼓動與發動、廣大民眾的參與以及波瀾壯闊的場面。但在澳大利亞,它卻表現為社會成員們對某種觀念或意識的認同、向往或追求,以及政府的相應作為。其運...[繼續閱讀]